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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6-07

魔幻现实主义下的中国互联网价值观“魔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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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前,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一场大会上探讨IT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全局的促进和引领作用时,马云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

  如今,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下,我们发现,互联网企业又开始频繁讨论“价值观”的问题。马化腾凌晨发朋友圈:“科技向善,我们新的愿景和使命。”京东在一轮众所周知的“全球话题”后,宣布升级企业的价值观为:客户为先、诚信、协作、感恩、拼搏、担当。

  但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并不应该被企业当成消解负面舆情的对冲手段。它应该被内化到公司文化,并坚持实践。长期来看,这种公司会呈现出超出同辈的驱动力,并可以推动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互联网的圈子里,价值观出现了巨大的代沟:上一代互联网企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基础设施,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坐拥更好的条件,思考着如何抓住人性的弱点。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出现了怎样的断代?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断代?

  两年十个月上市、两年零三个月登陆纳斯达克、17个月刷新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最快速度…………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用“狂奔”的速度冲着上市两个字去了。在一部分上市成功的通稿中,不断刷新“最快上市速度”,似乎还将此作为一个企业好坏与否的指标在暗暗较劲。

  当我们在回顾2018年时,有人总结这是“独角兽企业上市大年”。根据不完全统计,小米、美团点评、爱奇艺、B站、搜狗、拼多多、趣头条、腾讯音乐、映客、蔚来汽车等20多家科技互联网公司密集上市,甚至曾出现港股一天8家企业同时敲钟的盛况;2019年半年还没到,虽然大盘不怎么好看,但是美股、港股、A股都密集出现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身影。

  光从奔着上市去的速度,我们就能深深感受到新一代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弥漫着的焦虑。互联网C端红利消退时,市场风险愈加防不胜防之际,选择上市规避市场风险,当然是一种选择。

  这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是这些知名互联网公司之外的更多互联网公司。

  为了在资本市场上抢占更多资源、获得高估值,互联网的创业者们都很会讲故事。于是,我们听到过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常青藤学校毕业,发现国内的市场更有机会,选择回国,开启事业,为三四线乃至五六线城市的用户带去互联网的便捷。在这套熟悉的故事里,有两个关键词:精英与下沉。

  下沉市场被关注,发生在互联网红利期开始消退之际,一二线城市留给互联网后来者的机会不多了,互联网留给后来者躺着赚钱的机会也不多了,三四线一路往下走的城市里就被开始挖掘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需求”。

  我们冷静下来,被挖出来的需求有少真伪?我相信有些是真的,经济数字明确告诉我们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与日俱增,在教育、家庭生活方面的的确确增长了许多“刚需性”的互联网需求;而有些需求着实让人有些意外:

  短视频里演绎着“民间最强流行元素”,不刷视频上网冲浪都聊不来天,抓着手机可以刷几个小时视频;

  看新闻不是为了知晓天下国家大事,也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而是一个现实的需求“可以赚金币”;

  明明骑个电动小三轮在小县城纵横驰骋方便得不行,偏要铺天盖地地忽悠“0首付买车开回家”,几个月后回过神来才发现利息有点吓人;

  懒惰、贪婪、窥私……焦虑而忙于制造高估值的新一代创业者,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互联网:接受了海外高等精英教育,却能把人性弱点充分变现,盯着“小镇青年”、“家庭主妇”们的钱包,打者下沉市场的旗号,让没有信息优势的用户们沉迷在新一代互联网产品中忙着刷视频、忙着捡便宜、忙着“社交”,消磨完大段的时光后,精英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估值,小镇青年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在信息茧房里裹得更严实的小镇青年。

  不是的,蓦然回首,我们会发现如今创业者们轻而易举能实现的“成就”,是站在了初代互联网公司一点一点打下的互联网基础之上。

  以中国最成功的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阿里巴巴为代表,我们来看看BAT之所以能成为BAT,他们做了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例。20年前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持续不变的价值观开始,阿里一路创造了商业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几种商业模式:从最早的B2B模式,到淘宝的C2C模式,进而到天猫的B2C模式,再到线上线下融合,数字化重构人货场的新零售模式……

  与商业模式创新一起的,淘宝卖家、淘宝模特、代运营服务商、网店设计师、云客服、快递员、分拣员……等多样化的职业,也随着这些商业模式创新一起涌现出来,创造了不少产值、也带来了不少应用级创新。

  类似的,腾讯的微信公号和小程序,解决了人们的孤独问题,“连接”也产生了商业价值。

  数字时代的基础建设。我个人认为这一代的创业者比上一代要轻松很多,这也是现在互联网公司上市速度、市场扩张大大加快的原因——因为很多基础建设性的问题在上一代得到了相当完善的解决。

  比如信用体系的建设,当初为了解决淘宝买家卖家的信任问题而生的支付宝,成了网络信用体系甚至更广泛的信用体系的基础;支付宝首创的快捷支付,成为整个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的基础——不然现在手机上还得查好几个银行卡U盾才能付款。

  在没有收到货的情况下把钱打给陌生人,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再普通不过,十几年前看来却是不可思议:淘宝和支付宝没出现之前,陌生人交易可是要论坛的版主做“证人”才能顺利交易。假设失去了这一交易基础平台,就和电网断电一样,社会经济生活也会大受影响。

  平台效应。5G时代到来之后,有人说BAT应该变成HAT或者BATH,这里的H指的是华为,华为在5G智慧应用层面的进度,让人认为其应当于BAT比肩。

  单就公司知名度或社会影响力这个层面来说,可以改写BAT,但从企业生态的角度来说,H与BAT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华为作为通信技术业的领军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平台效应”。通信技术本质是基础服务商,在垂直度上,优秀的企业可以将“深度”挖到最深,行业本身具有一定的壁垒,也就是说在需要这项技术的行业里可以造就比较高的成就,但隔行如隔山,一旦“跨界”比较难联动;但阿里、腾讯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呈现出的平台广度上的带动能力,除了本身漂亮的财报、市值,它们可以带动创业机会、新的商业模式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机会。这些衍生价值超越了他们自己的价值。

  互联网思维的普及。在初代中国互联网公司“挖井”之功下,从出行方式到日常聊天,互联网思维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互联网+”可以说也是被推着向前走,社会发展在显著提速之中。

  在“互联网+”被讨论得最热的那几年,正如新一代互联网创业不断成长起来一样,政府也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2014年,浙江省开始提出“四张清单一张网”,在全国率先实现政务服务网全覆盖,省市县三级大统一,“一点接入、服务全网”,并全部承载于云计算平台上,到现在“最多跑一次”成为浙江速度的代名词。换到20年前,这种渗透式的思维:咱不敢想,咱也不敢问。

  同样是互联网创业,当代创业公司和初代创业公司的大相径庭。其中,主客观原因都有。

  客观上来说,时势造英雄,时代不同所造成的起点和环境不同,让互联网公司一定程度上“断代”。这就好比,80后90后认为“读个本科”是理所当然,他们的父母50后60年却是“高中毕业”已经不错,时代复杂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理所当然:初代互联网企业其实有点被推着往前走的意思——信用支付的问题我不解决那我还能开展业务吗?聊天习惯的问题我不创新还能等其他人来突破吗?当代互联网企业其实也有点无可奈何:大家都在抢钱,难道我坐吃山空吗?

  这就延伸到主观问题上来了,行为性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整个时代价值观的问题。在初代互联网公司上我们往往看到历史的使命感、行业的责任心以及持久的“挖井”功力,虽然不愿意但我还是觉得应该配得上这个被人说俗了的词语“梦想”。在冠以互联网创业梦想的名义下,科技吻合着历史给予它的使命“改变生活”。

  而当代互联网价值观更多的时候在谈一些眼面前比较实际的东西,比如利润。尤其是大型的新一代互联网公司将这种价值观摆到核心的位置上时,小公司们也开始不得不被迫这种互联网价值观。

  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来说,价值观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可言。当年被吐槽叛逆的80后90后,如今也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被吐槽吹牛逼的初代互联网公司,如今让人回首来时路时,竟然还有一丝感动;所以,我们也无法预测2019年的中国互联网魔幻现实究竟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只是把两代价值观放进一些理论时,我有些担忧:比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如果当代互联网公司较大一部分实现的是“活下去”胜利需求和“活得更好”的安全需求,那么初代互联网公司产生的超出自身的互联网能量与效应就算不那么高尚谈及“超自我实现”也应该够到了“自我实现”这个层次。

  我想大多数的人态度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啤酒有泡沫,但啤酒不是泡沫。互联网需要参与与资本竞逐的游戏,但希望游戏之外,它能留下真正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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